众所周知，《巴黎手稿》是马克思早期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成果，包括第一、二、三手稿和“穆勒评注”共四个部分。按照思想内涵来说，国民经济学、费尔巴哈哲学和黑格尔哲学是它的主要思想对象，也就是一般意义上所指的“经济学—哲学”手稿。在这一手稿中，马克思把这两者的讨论有机地融合在一起。这一融合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马克思借助于费尔巴哈哲学和黑格尔哲学，特别是以它们的异化理论对国民经济学形而上学展开批判；二是在批判国民经济学的过程中，马克思进一步发现了费尔巴哈哲学的重大缺陷，同时也发现了黑格尔辩证法的伟大贡献及其神秘外壳。在此，本文重点考察马克思对国民经济学形而上学的批判，并从国民经济学和形而上学这两个维度展开讨论：一方面，国民经济学为什么会以形而上学的方式存在，即劳动、资本和土地为什么会以分离的方式存在于其中呢？另一方面，当马克思以私有财产为中心对国民经济学的形而上学展开批判时，他获得了什么样的辩证法思想，以及这些思想之于他对费尔巴哈哲学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简言之，本文试图通过分析马克思对国民经济学形而上学的批判，以管窥其早期辩证法思想的存在样态。

一、为什么国民经济学中劳动、资本和土地会以分离的方式存在？

无论是文本研究，还是思想研究，当今《巴黎手稿》研究的成果是相当丰硕的。在此，本文无意于对它们做一一的梳理和展示，只是当涉及专门的问题时才会对目前已有的研究成果进行讨论。实际上，当我们把目光聚集于马克思的辩证法思想时，浮现在眼前的不仅仅是他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态度，还有他在“第一手稿”中对国民经济学形而上学的批判。在理论上，国民经济学的形而上学是指它以分离的方式理解劳动、资本和土地的关系，从而没有找到理解资本主义社会的正确道路。当然，马克思在这里也仅是批判大于建构，真正对这三者的关系做科学的阐释则是在发现剩余价值之后，于《资本论》第3卷的“三位一体”一节中才予以阐明。简言之，在那里，他认为无论是资本的利润、还是土地的地租，它们都来源于工人所创造的剩余价值，进而统一于剩余价值，而非以分离的方式存在。其区别在于，国民经济学以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对三者的关系做了切割式的理解，以维护资本家及其阶级的利益，而马克思以辩证的思维方式把三者统一于工人的剩余劳动，在理论上为工人利益的斗争奠定了基础。

回到“第一手稿”当中，我们先来看“工资”部分，马克思批判了资本、地租和劳动的分离式存在及其对工人的影响。他认为：“资本、地租和劳动的分离对工人来说是致命的。”[1]7并进一步指出，资本和地租不用在这种分离上停留，因为他们可以联合起来，但对工人来说，却是一种必然的、本质的和有害的分离；在理论上，国民经济学恰恰又为这种分离提供了证明。当完全从国民经济学的立场来观察，并且以工人在理论和实践方面的要求为尺度对此做比较时，马克思发现它是以一种形而上学的方式理解工人及其劳动的。一方面，工人不是作为人而是作为产品生产者而存在的，他们所得到的产品不是为繁衍人类，而是为了繁衍工人所必需的部分；另一方面，工人成为财富生产的工具，所以劳动本身对工人而言也会使其遭受灾难，“劳动在国民经济学中仅仅以谋生活动的形式出现”[1]14。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指责国民经济学仅把工人视为劳动的动物，将其看作只是满足自身自然需要的牲畜，而把劳动也仅看作物和商品。由此而言，在他看来，国民经济学陷入一种奇怪的“抽象”思维之中，抽象地理解工人及其以劳动为基础的存在方式，而不能正确地看到资本、地租与工人之间的关系，从而孤立地看待工人及其活动。

当然，国民经济学的这种“抽象”思维还体现在对资本及其利润的理解中。马克思指出，如果说资本是对他人劳动产品的私有权，那么这种私有权的基础是什么呢？萨伊的回答是实在法。正是根据这样的法定权力，资本才被视为对劳动及其产品的支配权，也就是购买的权力。此时，马克思虽然还不具备探究资本本质的能力，但是他认为萨伊是以外在的因素来解释资本的本质，而没有真正接触到资本的内在规定。在斯密看来，资本是积蓄的劳动，这一看法虽然接触到了问题的根源，但是依然不能对资本做出科学的界定。由此，马克思断定其原因在于，他们不能正确理解劳动和资本的关系，而且即使触及到二者关系时，也总是把资本作为劳动及其工资的最终原因。显然，这是他们对资本的形而上学理解造成的，而且这种理解显然影响了他们对利润、竞争和垄断等经济学范畴的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