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使计算机、互联网、以Web2.0为基础的社交媒体铺天盖地地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工作之中,休闲时间和工作时间的界限也日趋模糊。信息通讯技术(ICT)资本推翻了工厂的围墙,其触角延伸至互联网建构的“社会工厂”;资本不仅剥削围墙内的雇佣劳动者,还剥削“社会工厂”中的非雇佣无酬数码劳工——社交媒体用户。世界著名青年马克思主义学者、传媒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家福克斯(Fuchs)对此进行了研究。他运用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生产方式理论等揭露了ICT行业跨国资本剥削各种形式数字劳动之谜。本文建构并阐释了福克斯的数字劳动批判理论,在数字信息时代再次领略了马克思理论的诱人魅力和不朽价值,为中国学者重建互联网社交媒体时代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发展新时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传播学、打开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传播学窗口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参考和实践指导。

一、数字劳动研究的现实背景和理论必要

(一)现实背景:数字劳动者被剥削

随着最积极、活跃和革命的生产力不断向前发展,传统的物质劳动方式转变为今天以数字劳动为主的非物质劳动方式[2]58-59。人们往往把数字劳动理解为软件工程师、码工的劳动,但作为“数字劳动”第一人的Terranova[3]指出,互联网上用户的所有免费劳动都属于数字劳动,这是晚期资本主义数字经济时代文化生产的总特征。福克斯的数字劳动概念是广义的,涵盖多种不同职业的劳动形式,不是以常见的职业而是以行业为基础,即ICT行业资本剥削了各种形式的数字劳动。广义数字劳动强调剥削的共性、资本是广大工人阶级的敌人以及为了战胜资本主义的统治必须进行全球化和网络化的斗争[4]4。福克斯列举了与ICT行业相关的各种形式的数字劳动,并通过数字劳动国际分工(IDDL)把它们串联在一起,所有这些劳动形式最终都对象化于一个单独的ICT产品中(例如一部手机)。在这种分工体系中,各种形式的数字劳动作为数字媒体存在、应用和使用所需的总体劳动力的一个组成部分“分离开来,孤立起来……并列在一起”,并“渐渐地固定为系统的分工”[4]392。例如生产ICT产品所需矿物质的开采,那个在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采集制造电脑顶部和移动电话所需矿物质的矿工被奴役的故事;中国富士康装配工不堪忍受恶劣工作条件而自杀、硅谷柬埔寨装配工在有毒物质条件下工作的事实;“纳粹,条件像现代的劳改营”的亚马逊合同工们的故事;印度和硅谷软件工程师超负荷工作的事实;在线平台用户可以赢得诸如照相机、戏票、代金券和特殊优惠这些奖项,但调查结果却被作为商品出售的事实;让每一个人每一天都在脸书网上以免费众包的形式把其网站翻译众包给了用户;处理损害人类和自然的电子垃圾的劳动,等等。进而,福克斯对不同形式的数字劳动进行了异同分析,发现这些事件中,劳动者报酬,健康风险,身体、意识形态和社会暴力,压力,空闲时间,加班时间以及工人正在遭受的压迫和管制形式的程度在量上是不同的;但其共同点在于劳动力均受到某种方式的剥削,即以ICT企业在金钱上受益,而工人的生活、身心受到负面影响的方式剥削劳动力[3]4。

(二)理论必要:克服“劳动盲点”、澄清“传播盲点”

1.克服传媒研究主流的“劳动盲点”:数字劳动批判理论

关于信息经济或文化产业的研究,西方学者主要关注资本方面的分析,而对劳动一方的研究极为欠缺[3]5。1977年,传播学政治经济批判学派创始人史麦兹(Smythe)发表了一篇影响深远的文章《传播: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盲点》。他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对于资本主义社会中传播的复杂作用没有给予充分的重视,没有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对大众传播的经济和政治意义进行考察,这是其盲点[5]。新自由主义的兴起导致人们对劳动、阶级、资本主义不再感兴趣,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似乎成为所有社会科学的盲点。1990年,Garnham断言,“文化生产者的文献学令人愕然地空缺”[6]12,人们只关注媒体大亨和对他们公司的分析。十年后,他认为这一问题持续存在,“在最近的媒体和文化研究中——甚至在整个社会理论中——媒体生产者的问题一直被忽视”[7]84。对此,Mosco再次指出,“劳动是传播和文化研究的盲点”,为了文化研究的复苏,“劳动需要高高地置于议事日程或项目研究之中”[8]230-237。可见,当代传媒研究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大力关注创意经济和文化经济的资本方面,而忽视劳动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