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是在唯物辩证法的基础上提出的。其理论旨趣，一方面在于颠覆西方传统形而上学本体论，并运用唯物辩证法实现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社会批判，以实践的方式完成了具有革命性、批判性、创造性的现实活动；另一方面在历史规律的同一性中揭示资本主义社会必然走向灭亡的趋势，并要求诉诸无产阶级革命的变革方式来实现人类的自由与解放。

从学理上看，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以扬弃黑格尔思辨的概念辩证法为前提，却将辩证思维作为“合理内核”而继承下来。黑格尔在批判形而上学知性思维“抽象同一”的基础之上，将矛盾和差异性引入其中，从而提出了概念辩证法，以此建构了“理念—自然—精神”抽象运动的“正反合”体系。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的辩证法是在精神领域内完成了以绝对理念为同一内容的抽象运动，在精神领域内达到了绝对的自由，但这种辩证法仍然表现为抽象性，即只是在运用理念的内容来“解释世界”。而马克思要求以“改变世界”代替“解释世界”，以服务于人的现实生存与人性发展为目的。因此，马克思将哲学的对象由黑格尔的思辨哲学转向现实的人类社会生产活动之中，以“生产力”作为“同一性”的基础，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运动来阐释一切社会现象以及各社会形态发展的内在必然性。

马克思指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及其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构成了社会向前发展的动力。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由于私有制的生产关系而导致了人在生产中的异化，结果必然产生资本逻辑与人性解放逻辑之间的背离。资本主义社会的大工业化让社会形态发展到背离人性发展的顶点，以此造成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因此，马克思主张无产阶级要通过社会革命的方式，废除资本主义私有制，通过消除资本中异化的逻辑而把人的世界还给人。马克思以实践变革的方式阐释其社会批判的态度，是将人从资本统治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以摆脱现实的压迫、实现人的现实自由与解放，即以生产方式协调发展为根据的整体人类的现实自由，而个体自由的实现则寓于整体“类自由”当中。

与马克思社会批判的指向相同，阿多诺以“否定的辩证法”作为批判的中介，其目的是上升到对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社会文化领域的批判。他同样以解构黑格尔思辨的辩证法为起点，直接以批判黑格尔辩证法的“同一性”作为切入点，认为“同一性”是造成现实社会专制统治的根源。阿多诺在一定程度上认可黑格尔将矛盾和差异性引入辩证法之中，却没有将这种矛盾与差异性贯彻到底，而是以“同一性”掩盖了矛盾与差异性，最终仍然是按照西方传统“同一性”的形而上学方式完成了对绝对精神的体系建构。因此“非同一性”成为阿多诺建构其否定辩证法的理论基础，他将黑格尔抛弃的外在异质性的个体的“非同一性”，组织成具有内在关联又具有差异的“星丛”，以此跨越整体与部分、普遍与特殊之间的鸿沟。只有通过“非同一性”中的事物和他者的个别性才能保证不被黑格尔辩证法“理念—自然—精神”的正反合体系所同一，以此阿多诺“改变了概念性的方向”，摧毁“同一性”，停止了“同一性”在辩证法中的暴力。

但阿多诺并不是让个体或“非同一性”走向绝对，他的最终目的同样是实现对社会历史的批判。阿多诺生活在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阶段发展的时期，他不仅经历了德国纳粹的独裁统治，并认为理性的“同一性”是德国纳粹的真凶，而且看到了相对和平的美国社会随着工业发展而使文化不断被商品化、技术化、同一化、平面化。人们沉沦于消费主义之中，商品拜物教成为一种具有欺骗性、消解性、操纵性的意识形态统治工具，其麻痹了人们的精神，从而使人的自由与价值迷失在文化工业之中。因此，阿多诺由哲学批判转向社会批判，从不同的时代精神视角出发，力图从文化领域入手展开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其手段是文化批判，只有通过文化批判才能逐渐确立起人的价值观。

阿多诺认为，科技文明的发展使文化沦落为工业的一部分，人的个性的完满与丰富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前提，文化工业遮蔽了人的本性。文化工业遵循市场原则创造了等价交换的商品。通过满足大众需求获得商品的经济效益，艺术本有的超越性与批判性逐渐丧失。因此，阿多诺以事物本质的交换原则作为批判理论的起点，交换原则丧失它的本性造成了人的异化，其根本原因在于理性同一性的思维逻辑，它以纯形式的方式作为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更为重要的是将这种意识形态作为一种文化逐渐传播并影响政治、经济、法律等各个领域。资产阶级的文化及其意识形态造成了平等中的不平等，体现在政治当中就是形式正义，形式的平等体现在法律领域，其包括形式上的自由选择的权利，而实则在市民社会中市民丧失了民主的权利，一切平等实则是不平等。对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及其文化的批判是阿多诺社会批判的最终目的，他以否定的姿态审视着这个现实社会，通过文化批判的方式对产生这些问题的社会现实进行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