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自：瞭望东方周刊

“文革”十年，人们的思想都比较受禁锢，刚一开放，看见什么都觉得新鲜，所以气功和特异功能很轻易就进来了。

1987年5月6日，大兴安岭发生森林大火。

第二天，名动一时的“气功大师”严新收到了一份紧急邀请：“你对气功灭火很有研究，能否在这方面介绍一些经验并给予支援。沈阳军区司令部办公室。”

于是，严新把自己封闭在火灾现场2000公里外的一个小洋楼上，开始发功，随后抛出一句预测：三天后，火势开始缓解。

几天后，在官兵的奋力扑救下，大兴安岭的大火全部被扑灭。“大师”似乎真的发挥了作用。

媒体报道了这一“壮举”，无数严新的学生为之欢呼。对于特异功能和气功大师的崇拜，在80年代中期的中国，形成了一种猛烈的气流，席卷各个地区、各色人等。

短短几年，气功迷达到6000余万人，气功报刊几十家，各种气功学术著作、气功医疗院、气功表演会，处处开花。

时至今日，形容当时的人们对气功的态度，最准确的词就是：疯狂。

“奇闻”处处

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召开。同一年，何祚庥成为中国科学院首批“破格晋升”的研究员之一。

第二年，发生了一件震动巨大的“奇闻”。

《四川日报》报道，大足县发现了一名能用耳朵辨认字的儿童，此人名唐雨。文章称，“人类生物学又增加了新的研究内容”，“省有关科研部门对此已采取措施进行科学研究”。这个报道在国内外引起很大的反响。

后来不久，北京的姜燕、王强、王斌等，也向媒体称自己具有像唐雨一样的特异功能。一时间，“耳朵认字”的各种报道铺天盖地，不少人都开始挖掘自己潜藏的“特异功能”。

那一年的5月5日和1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两篇叶圣陶写的批评文章，他认为耳朵认字荒诞无稽，违背科学常识，在搞四化的今天出了这样的事，简直是丢中国人的脸。此后，唐雨和姜燕等人的“功能”都消失了一段时间。然而事情并没有结束，一场科学界的论战已经启幕。

当时，上海的《自然杂志》是宣传特异功能的前沿阵地，一些著名科学家曾亲赴《自然杂志》编辑部，公开表示支持人体特异功能的研究。

而反对特异功能的一方，领头人是于光远。1981年他在中国人民大学举办的暑期高校哲学教师讲习班上，公开表示“耳朵认字”完全是不可能的，这样的研究在科学上毫无价值。

这场论战的高峰，从1981年一直持续到1982年，几乎所有的科学家都曾卷入其中。

何祚庥和当时中国科学界比较有分量的科学家都有来往，“当时两边都希望我表态支持，我对特异功能是存疑的，但是碍于面子，也不好太直接。”他回忆说。

这种对峙在当时的中国科学界影响甚深，几乎所有的大学都设立了专门机构来研究人体特异功能，几乎所有的学界名人都参与了这场论战，开始是针对特异功能，后来变成气功。

何祚庥回忆，曾经有一次，于光远做寿，一批科学家都到场祝贺。在宴席上，大家就为特异功能和气功的真伪争执起来，当场就让他表态。深感为难的他说了一句比较折中的话：两方都可以进行科学实验嘛。

其实在当时，支持的一方一直在进行实验，以求验证特异功能的科学性。但是在何祚庥看来：“实验程序非常不严谨，也没有严格的监督。”

不久，中央高层表态了：反对宣传特异功能，再次强调这不是我们的科研方向。

通知说，在科学上还没有充分证明之前，报刊不宣传、不介绍、也不批判。特异功能的浪潮暂时退去。

然而此时，以严新为代表的气功大师，正在做着“出山”的准备。一年后，特异功能换了个包装，以“气功”的身份再次卷土重来。

出名的“大师”不下100个

申振钰从80年代起就参加了无数气功大师的“带功报告”。

她并不是哪位大师的“学生”，但是“目击气功现场”和“搜集资料”是她的工作之一。

80年代初，申振钰正在科协下属的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工作，任《自然辩证法通信》副主编。在于光远的呼吁下，编辑部临时成立了“人体特异功能调查研究联络组”，申振钰成为了联络组的负责人。学物理出身的她，一直对特异功能和后来兴起的气功持否定态度。

在申振钰的回忆里，那时候人们对于气功的态度基本是“一边倒”，“一些官员都很支持，老百姓就更不用说了。”

她曾经想到南方的一些省，对一些“特异人”做实验，通过科协来联系，但是“省里的关系根本打不通，一些领导支持这些特异人，根本不把他们交给我们做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