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彤宇博士的专著《八十年代中国的科学哲学与思想解放》将于近期出版，这是他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精心完成的。他期盼我为之序。我爽快地应许了——我把写序视为我作为博士生导师的最后一个直接责任，不可推卸的直接责任。看到学生有分量的研究成果即将面世，说实在的，我比自己论著的刊行还要欣喜和快意，以至多少有点“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孟郊：《登科后》。的感觉。

如果我没有错记的话，彤宇是2011年5月5日参加博士学位论文答辩的。该论文是他四年专心学习、潜心研究、痴心努力的结晶，比常规读研多用了一年时间。在论文获得好评后，他没有匆忙交稿、急于付梓，又花费三年时间查考、钻研、深思、补充、深化、修改、润色。在今日这个急功近利、躁动不安社会氛围中，多少人梦想投机取巧、不劳而获、一夜成名。彤宇在这个物欲横流、精神浮躁的岁月，七年间“咬定青山不放松”，“任尔东西南北风”*郑燮：《竹石》。，终于向学术界、向老师、也向自己交出了一份像样的答卷，这种思想情操是难能可贵的。

彤宇是2007年考入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的。甫一入学，我就把早已拟定好的题目“80年代中国的科学哲学与思想解放”交给他——多年的学术研究实践，我手头已经积攒了十余个现成的优质选题，有的已经列出大纲——并把在一年前(2006年7月28日)写就的文字发给他。其要点如下。

(一)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的20多年，科学哲学在中国曾有过一段相对繁荣的发展时期。当时，仅在上海一地就出版了几十种科学哲学译著和著作。其后30余年，由于种种原因，科学哲学不仅在中国大陆没有得到长足发展，而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甚至无声无息。“文革”结束后的1976年，正当波普尔和库恩名满天下之时，在大陆哲学界，并没有几个人真正了解他们的学说，甚或相当多的人还不知道他们的名字。大陆学界远离国际哲学潮流之远，由此可见一斑。

1976年“四人帮”垮台后，国家经过两年恢复，学术界经过两年准备，科学哲学也在大陆悄然而生。1978年是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年份。是年3月18日，盛况空前的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举行；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评论员文章，对林彪、“四人帮”鼓吹的个人崇拜、对“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进行了批判；12月8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总结了历史经验，制定了一些比较开明、比较务实的政策。这些政治背景，不仅为学术研究创造了比较自由、比较宽松的气氛，提高了知识的价值和学术研究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矫正了一些错误的和糊涂的认识(以往纯学术、纯理论研究往往有“理论脱离实际”之嫌)，而且这种背景本身对学术工作者也是一种极大的激励。

在自然辩证法或科学技术哲学界，1978年也是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年头。其典型事件有以下几例：(1)1977年12月，全国自然辩证法规划会议在北京举行，其任务是制定自然辩证法学科发展规划，筹建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筹办学术刊物《自然辩证法通讯》。1978年1月6日，《一九七八年至一九八五年自然辩证法规划纲要(草案)》正式成文下发，它强调要加强自然科学方法论、各门自然科学哲学问题和外国科学哲学的研究。(2)是年7月，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筹委会在北京举办“全国自然辩证法夏季讲习会”，来自全国28个省、市、自治区的科技工作者、哲学和自然辩证法工作者共1?500余人参加了会议，听取23位科学家和学者的专题报告。这次讲习会产生了巨大的轰动效应，其影响经年不衰。(3)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究生院(后称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中国人民大学和复旦大学自然辩证法教研室同年招收了“文革”后第一届自然辩证法研究生(前者招生14人，专业定名为“科学哲学和科学思想史”；后二者分别招收7人和10人)。(4)1978年1月，《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通信》创刊，这份四开四版半月刊的学术新闻性报纸是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的会刊，其目的在于促进自然辩证法的学习、研究和普及(它于1990年底停刊)；10月，《自然辩证法通讯》出版试刊。

就这样，经过一年多的思想准备、组织准备和学术准备，科学哲学自1978年开始逐渐在大陆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并且在80年代繁荣兴旺起来。这从专业刊物、翻译研究、学术交流、人才培养四个方面可略见一斑。*李醒民：《一九七八年以来的大陆科学哲学》，台北：《中国论坛》，月刊号第23期，1992年9月，第12—20页；李醒民：《中国现代科学思潮》，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版，第73—8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