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科协第三期泰山学术沙龙“传统文化与中国科技的命运”于2014年11月10日在山东大学举行。此次学术沙龙由山东省科学技术协会主办、山东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和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承办，沙龙领衔科学家为山东省政府参事、省科协常委、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马来平教授。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原所长暨《二十一世纪》杂志创始人陈方正教授、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原所长刘钝研究员、内蒙古师范大学科学技术史研究院院长郭世荣教授、中国科学院大学尚智丛教授等来自香港、北京、天津、呼和浩特和山东各地的近20位专家，以及山东省科协副主席纪洪波等出席会议。

本次沙龙的主题是“传统文化对科技的作用”，儒学与科学的关系成为论争焦点。沙龙自始至终唇枪舌剑，高潮迭起。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和改革开放之初，儒学与科学的关系都曾引发过激烈论争，本次沙龙被有关媒体认为是科儒关系的第三次论争。

一、 儒学与科学的契合是根本性的

在儒学与科学的关系问题上，学界众说纷纭，历来有对立说、一致说和既对立又一致等多种观点。

香港中文大学陈方正教授认为：“在历史上（譬如说民国以前）传统文化因为其悠久、强大，和强烈的尊师、尊古和入世（即以人和社会为中心）性格，所以对科学的确有压抑、排拒作用；但自五四运动以来，由于对人生、对世界的基本信念已经彻底改变，则传统文化对于科学的发展又有无形、间接但非常之重要的协同效应”。

南开大学李建珊教授指出，中国没有产生近代科学，与其社会文化背景是密不可分的。例如，儒学轻视手工劳动，缺乏科学实验的精神；中国传统文化重道德轻科学，过分强调学以致用，难于产生普遍的“成就需欲”和“自由探索精神”，缺少科学得以发展的文化氛围；传统哲学的阴阳、五行理论的经验性和思辨性阻碍实验科学的产生；另外，中国封建社会王权至上的观念以及尊崇儒学和文化专制的不断强化也阻碍近代科学的产生。

山东大学姜宝昌教授认为，中国古代科技曾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居于世界领先地位，到了明代前半期却开始严重滞后，主要原因是长期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运作方式所形成的但求温饱、封闭自存的社会心理；封建社会，科技同工商一样被视为“末业”，不受重视；古代中国人“主观描写型”的思维方式有别于古代希腊人的“客观实证型”思维方式；古代中国人形式逻辑推理本身之不足；秦始皇焚书坑儒，禁绝民间“百家书”的浩劫等，除此之外，还与历代统治者不遗余力地尊崇儒学，将科技置于可有可无的地位有很大关系。

山东大学马来平教授则认为，无论是在何时期，“儒学与科学之间的相容是主导方面，而排斥科学是局部的，非根本的”。“儒学的核心思想是仁爱和爱人，它绝没有理由阻止和反对人们为了自身的根本利益而认识和改造世界。儒学重伦理并不必然导致轻视或排斥科学。恰恰相反，正是由于儒学重伦理，所以有民本思想，进而倾向于重视事关百姓生活质量的农学和医学；正是由于儒学重伦理，所以有忠君思想，进而倾向于重视关乎君权神授和江山社稷的天文历法，数学和舆地学等等。而在现代和未来，正是由于儒学伦理观念发达，所以，不论是端正科学的研究方向，提高科研团队工作效率，还是消除科学的负面作用，儒学都大有用武之地”。

山东大学黄玉顺教授赞同马教授的观点，但他就儒学与科学相容性的进一步论证提出，这类研究有两种路数：一种是历史学的路数，这是研究的基础，然而，这还是不够的，还须要另一种路数，即哲学或思想理论的路数，也就是在大量史学研究、实证研究的基础上，从哲学或思想层面上真正厘清儒学和科学的关系，这也关乎我们今天怎样重建儒学的问题。在此过程中，还要避免一个误区，即将古今问题，历史性的问题变成中西问题、共识问题。如此会混淆不同范式，导致诸多问题认识不清。

山东大学王新春教授同样赞同“儒学与科学之间的相容占主导地位”的观点。他指出，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而这个独特的文化使得该民族成就了独特的价值系统，不同的眼光，有不同的视域。在这样一种学术的价值系统之下，我们也有发达的数学，发达的天文学，发达的历法学，这在世界历史上，在明朝万历之前都是遥遥领先的，我们古代用西眼看中学，的确我们的数学是很发达的。伟大的中华民族作为一个优秀的民族，只要有一种对科学、对文化、对民族的未来的敬畏精神，有一个合适的语境，中华民族的科学辉煌是有希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