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同志在中共中央党校建校8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依靠学习走向未来》中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国家要富强，民族要复兴，就必须大兴学习之风。这篇讲话确立了新时代的“学习强国”理念。这一理念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来自当代中国波澜壮阔的伟大实践，自提出以来已经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应。但也毋庸讳言，与它蕴含的重要价值相比，“学习强国”理念的社会效应还存在很大的提升空间。囿于主体形而上学的流行文化观念和“常识”，人们对学习的理解不深、不透，认识不到学习的本体论内涵，学习的内容和方法存在问题，隐藏在一些社会问题背后的依然是缺乏“学习”导致的肤浅和愚昧。个体乃至国家对学习的接纳程度决定着他们在世界上的成功程度。新加坡国立大学研究员薄智跃提出，“中国模式”就是一种“学习模式”[1]。借助自然科学的新成果，反思和破除主体形而上学对学习的影响，这既是高科技时代赋予我们的首要“学习”内容，也是从根本上落实“学习强国”理念，切实提升其社会效应的关键环节。

一、主体形而上学对学习的影响

什么是主体形而上学？这是一个表达世界观和价值观的哲学术语，主要指的是无反思地把人当作世界的主体，认为是人以其意识操控世界的运行。与原子不同，迄今为止并没有关于主体形而上学的明确定义，但在批判的意义上使用却是当代哲学约定俗成的共识。对主体形而上学的批判可以从自然科学与社会实践两个方面来理解。历经相对论和量子力学革命的自然科学对传统哲学世界观提出了挑战，并由外而内不断颠覆人类关于自我的理解。哥德尔的“不完备定律”表明意识作为物理运动之产物的局限性，海德格尔等人揭示出主体言说的“无根性”；历经两次世界大战等苦难的现代性社会实践则对启蒙以来的价值观提出了挑战，理性主体的盲目自信对人类困境难辞其咎。如果人是世界的操控主体，为什么世界并不“听从”人的“使唤”？近年来，随着分子生物学、认知科学等的发展，哲学领域对“人类及其意识是自然演化的产物”的含义理解得更为深入。进入文明社会后形成的“人”的概念可追溯至远古时期，为了在严酷的自然环境下生存，脱胎于智人的古人借助语言把自己作为主体与外部客体区分开来，并在社会进化中改造客体，这是人类历史持续下去的一个必要前提。由于无法摆脱物理规律的作用，人类难免固执于一个“独立自主”的“我”，以这个“我”为核心建构一个封闭的意义空间。由于产生于前科学时代，主体形而上学的概念框架存在认知盲点，然而，在几千年的文化与生物双重复杂“遗传”过程中，主体形而上学已经构造出一个俨然固若金汤的文化王国，它编码在集体无意识的神经回路中，阻止了20世纪以来哲学反思的深入，也使今天的思想领域依然在很大程度上受其笼罩。可以说，主体形而上学以难以辨识的方式影响着人们的学习观念、内容、机制等。

(一)学习的本体论意义模糊

从根本上说，“学习强国”理念的提出是时代发展的产物，这也意味着要深入贯彻这一理念，学习概念也需要刷新，需要上升到本体论意义来认识。没有与时代发展相匹配的学习观，构建一个只争朝夕的学习社会可能只会停留在口头上。

从宇宙进化论的大历史观着眼，人类是来源于自然的中介性存在种类，“自然选择”与“试错—纠错”的学习机制共同塑造了人类的演化，人类的遗传基因中既有生物基因也有文化基因。因此，学习对人的生存与发展来说具有本体论意义，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过程的必要活动。在本体论的意义上，学习并非分门别类的知识积累，而是一个成长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人的生命得到丰富，这种丰富也是自然的自组织创造性在其创造物身上所体现的抽象性新特征。人类与个体学习能力的增长和外部环境的“熵增”具有同步效应。不仅外部环境对人提出学习的要求，内部环境也要求人从事学习活动。人是不能长久生活在不学习状况中的，如果人不能朝着某一方向成长的话，他就不仅仅只是停滞不前，由于能量得不到发挥，长期禁锢的潜在能量将转变为病态的焦虑与绝望，并最终不可避免地转变为破坏性行为，会危害人的身体与生存。

尽管量子力学、分子生物学等自然科学不断揭示出学习的本体论意义，但是，在主体形而上学盛行的文化观念中，人却被当作时空流变中“高大上”的固定存在者。无反思的文化遗忘了人的自然起源和中介性本质，貌似提高了人在宇宙中的地位，但实际却并非如此，从自然演化的大历史中孤立出来的纯粹理性的、自主的“人”并非真实的人。由于主体形而上学思维框架的束缚，以及不理解“生存过程就是学习过程”，“学习”的本体论意义在社会生活中处于模糊状态，得不到彰显，本体论层面的学习停滞在了工具论层面。虽然终身学习的观念早就被提出，但无论在领导干部、学生群体还是普通民众中，真正领会其内涵，把学习内化，以学习为生活方式的主动学习者并不多，更多的是被动应付者。固执于一个虚幻的“我”，某些年轻人在学校中表出现厌学倾向，一旦毕业就与艰苦的学习说再见；固执于一个虚幻的“我”，某些中年人固步自封，宁愿把时间交给打麻将、看电视，也不愿用在“可有可无”的学习上；固执于一个虚幻的“我”，某些官员把“学习强国”当作政治任务来应付，认为“追求真理”远不如“迎合领导”更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