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6月30日，清华大学科学史系正式挂牌，创系系主任吴国盛教授自豪地说，这是中国第一个纯粹的“科学史系”。因为中国高校此前有的十几个都是“科学史与某某系”。江晓原教授1999年在上海交通大学率先创建的，就是“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系”。当然，中国最早的科学史专业研究机构，是1957年成立的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室，1975年升格而成的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2015年，该所28位研究人员移驾中国科学院大学，与国科大原来的队伍重组，建立了国科大科学技术史系。这些年，不断有高校组建科学史研究机构，比如原北京科技大学李晓岑教授受聘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组建科学史系。中国科学史学术版图的板块运动还在进行中。

虽然各家机构共享着科学史的名称，大家所理解的科学史是不一样的，所做的工作也各有不同。单就研究对象而言，中科院科学史所的传统研究对象是中国古代科学史；刚创建不久的清华科学史系，按照吴国盛教授的构想，只以西方科学史为研究对象；再如南京农业大学，长期有一支农史研究队伍；刚刚组建的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科学史，则在其科学考古的优势之上关注气象史。

2018年下半年，有两个科学史领域的大型会议。首先是2018年9月19—22日在国科大雁栖湖校区举办的“科学技术史学科建设再出发——庆祝中国科学院大学建校40周年学术研讨会”，国内科学史领域学者百余人到场。然后是10月26—29日清华大学主办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2018年度学术年会，与会学者达五百人。各路人马济济一堂，貌似中国已经有了一支庞大的科学史队伍。不过，考虑一下与会者所在的机构，又会发现一些有趣的现象。

与会者除了来自各科学史机构之外，还有相当于一部分来自哲学系（没错，是哲学系，科学技术哲学专业），比如我所在的机构就隶属于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以及某些冠名为“科学、技术与社会（STS）”的研究机构，比如北京大学名存实亡的“科学与社会研究中心”，清华大学名亦不存的“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所”。而中国的科技哲学和STS，都能追溯到具有社会主义特色的自然辩证法。20世纪80年代之后，改革开放，学界开始与（西方）世界接轨，发现“什么都能装的自然辩证法大筐”在欧美找不到对应专业。范岱年先生主持的学界旗帜刊物《自然辩证法通讯》开始打出科学哲学、科学史和科学社会学的旗号，与西方学界有了对接的可能。于是自然辩证法从业人员或转向科学技术哲学，作为哲学的二级学科，栖身哲学系；或自立门户，成立STS。名字虽然改了，很多人依然保留着自然辩证法的惯性，既从事科学技术哲学，也同时做科学史和科学社会学。拉卡托斯说，没有科学史的科学哲学是跛脚的，没有科学哲学的科学史是短视的。从事科学哲学的学者常常很重视科学史，甚至科学思想史原本是科学哲学下面的研究方向。

然而，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国的科学史会议上，极少有历史系的学者参加。与此类似，虽然在学术建制上科学社会学是社会学的二级学科，但是每年的科学社会学年会上，与会者大多来自哲学系和STS机构，很少来自社会学系。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成立之初以整理中国遗产为宗旨，早期所里从事各学科的前辈都来自相关自然科学领域，比如我的导师陈久金先生毕业于南京大学天文系，董光璧先生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可以说，在科学史所里，是科学家在从事科学史。其优势在于，能够进入相关学科内部，尤其是早期科学史以内史—学科史为主，没有受过足够的科学训练，无法入手。在中国文理分科的教育体制下，就把文科生排除到科学史之外。科学史这门学科也具有了某种特殊性，虽然学科名称中有一个“史”字，科学史的前辈并不认为科学史是历史，而认为科学史是科学。这也导致了另外两件事： 其一，科学史所原本由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学部代管，1977年7月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独立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时候，科学史所顺理成章地被归入社科院，但是所里的老先生坚决反对，不到半年，科学史所就在1978年1月1日回到了中科院； 其二，1997年学科调整时，1990年曾经设定的两个一级学科自然科学史（理学）和技术科学史（工学）险遭取消，或纳入哲学门类，在当时的各机构科学史学者一致抗议、申诉、公关之下，合并为“科学技术史”，归入理学，而不是人文学科[1]。

1997年，在为幸存的科学技术史撰写简介时，当时的前辈们达成了这样的共识：“科学技术史在整个科学体系中属于基础学科和应用基础学科的范畴。它从历史的角度研究科学技术的发展过程，探讨科学技术发展的阶段和规律，总结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经验和教训。”让我尤其感兴趣的是下面这段话：“科学技术史与科学技术本身存在着历史结构与逻辑结构辩证统一的互补关系，它与科学技术哲学、社会学、文化学、心理学、经济学、管理学、考古学等关系密切。”[1]虽然是“从历史的角度研究”，但是与其关系密切的学科中，偏偏没有历史学。